BB电子 BB电子的游戏BB电子 BB电子的游戏青葱岁月，是指人的16岁一18岁年龄段，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尽管还不太成熟，但像青葱一样有味道，未来可期。

　　在诸多影视剧主题曲中，我对电视剧《一支难忘的歌》（《蹉跎岁月》主题曲情有独钟，扣人心弦的旋律，唤起我对青葱岁月的回忆。我的青葱岁月，是在哈铁一中度过的，我留恋那段逝去的时光……

　　1968年8月，我怀揣喜悦和憧憬升入哈铁一中。当时，一场政治运动正在进行，旧的教育制度被砸烂，中、小学生实行十年制，即小学六年，中学四年。高中学制被取消，高考尚未恢复，学生没有材，上中学不考试，实行“一锅端”。各校新生人满为患，中学生毕业的命运是上山下乡，“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我们知识匮乏，多数同学不知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位，不知高校有文理科之分，不知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学校坐落在马家沟河北岸，宽阔的操场中间是足球场（冬天浇冰场），昔日的草坪依稀可见。据说，日伪时期这里是哈尔滨唯一的棒球场，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火车头体育场。四层教学楼位于操场东侧，学校四周有围墙。昔日的马家沟河是一条清水河，冬季白雪覆盖，夏季两岸绿草如茵。赶我们上中学时，河水已被污染，刮南风的时候，校园有一股难闻的淤泥味。走进学校倍感新鲜，教室前后有门，黑板是磨砂玻璃的，带合页课桌面能掀开。教学楼面向操场，阳面是教室，阴面是化学、物理实验教室。我们入校时实验教室已弃用，从门缝向里窃视，光线昏暗，一片狼藉。

　　学校大墙上写着革命口号，四层教学楼窗户玻璃几乎都被砸碎；走廊墙上贴满大字报，教室里桌椅破损。到学校报到那天，在教学楼门前遇见“黑帮”女校长乔松年。她正被隔离反省，由两名高年级女红卫押着去室外厕所。乔校长四十多岁，清瘦、梳短发，衣着朴素，众目之下显得十分平静。给我的印象不像坏人，像小说《红岩》中的江姐。

　　一些老师“靠边站”了 ，部分新生班没有班主任，高年级学生给新生当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姓赵，是位白净脸、吊眼梢、薄嘴唇的女生，虽只比我们大一岁，却能管住我们。班级超员，桌椅不够用，4张课桌并排后坐5个人。开学半个月了发课本，每天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至今，“老三篇”中部分段落我可倒背如流。学生没有课本，放学不留作业，个别学生不背书包，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不久新课本到了，是省内材，物理书改称“工业基础知识”，化学书改称“农业基础知识”，由于内容枯燥，同学们都不喜欢。

　　斗、批、改运动仍在继续，一次为凑人数我参加了一场批斗会。被批斗者是一位男语文老师，主要问题有两条：一是1962年我空军击落一架美国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举国欢庆，他却说飞机照片早已传走；二是给学生上课解析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红旗漫卷西风”一句时，他说“可以理解为‘西风漫卷红旗’”！众所周知，“西风”代表反动势力，说“西风漫卷红旗”岂不反动！批斗他时，他有些不服气，辩解说U—2型飞机传输情报（照片）是事实；“红旗漫卷西风”是“倒装句”，可以理解为“西风漫卷红旗”。他的分辨被一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淹没。我觉得他挨斗不冤，说“西风漫卷红旗”的确有问题。但我由此掌握了“无线电传输”和 “倒装句”两个知识点，批斗会变成了我的学习会！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哈尔滨进入战备状态，全民动员挖防空洞，防空演习警报声四起。机关、学校和家庭窗户玻璃上都贴上了“米”字形纸条，防止被敌机炸碎的玻璃伤人。学校实行部队编制，年级称连，班级称排。人手一杆木枪，上体育课练刺杀、卧倒。上课老师讲防爆炸知识，学生验了血型，并把血型写在帽子里边，做好输血准备。校园内挖了防空壕，手摇警报器一响，学生立即用湿毛巾捂着口鼻涌出教室，一窝蜂般跑进防空壕躲避。

　　学校按上级要求烧砖，向各排摊派课外脱砖坯任务。排里分组进行，经小组同学商量，将脱砖坯地点选在学校附近的北京街，一名女同学家住北京街路边，她家门前有一堆黄土。每天放学后，大家开始脱砖坯，男生赤脚和泥，女生挽起袖子脱坯，星期天也不休息。劳动并不顺利，有时白天脱好砖坯，被夜里下的大雨浇变形；有一次路边的砖坯还被汽车压扁了，女同学被气得直哭。我们把晾干的砖坯送到学校，目送砖坯被推进砖窖。封窑点火后，经常跑去看出窑没有。然而，砖坯出窑后令人大失所望，砖坯出窑后呈橘黄色，一碰就断，与各排脱的砖坯都一样，简直就是一窑 “核桃酥”！后来，这些砖都被学校填坑、垫道了。

　　当年冬天，我们两次参加清理哈市防空洞残土义务劳动。一次在北京街与花园街交汇处，另一次在哈电工学院（现哈尔滨理工大学）院内。当时，大直街、学府路地下防空洞是哈市地下主干线号线米。井口有帐篷，内设焦碳炉子取暖。同学们被分成两组，一组在地下清理、装运残土，一伙在地上用电动辘轳提土，每晚工作5小时。同学们正是贪睡的年龄，干到半夜困得睁不开眼睛。第一次井口离家近，下班后男女同学搭伴回家；第二次在电工学院井口离家远，傍晚同学们在学校集合，上级安排敞篷汽车接送。每天后半夜收工后，汽车把我们拉回学校，同学们在教室等到天亮。教室晚间暖气断气，教室里十分寒冷，干活时大家出了一身汗，躺在教室桌椅上被冻得直打哆嗦。几天过后，很多同学都感冒了。然而大家毫无怨言，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带病坚持参加劳动，直至完成任务。

　　1969年初，学校教学步入正轨，大张旗鼓批判“读书无用论”，提倡“为革命而学习”理念。学校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孙兴华、张之安老师担任我们排的数学和物理老师，记得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俩分别用粉笔把名字写在黑板上。

　　排里恢复了课代表制度。语文课代表是关颖杰、物理课代表是朱树政、我是英语课代表。不久，因我说话有点口吃，被英语老师刘达宁换掉了。我并未生气，有口吃毛病的人很难把英语说好。刘老师很给我面子，经与班主任商量，安排我当数学课代表。女生学习尤为用功，周丽荣、林淑梅和高个头张力军等数学成绩出众。课间她们总是凑在一起解难题。女生温波读课文吐字清楚、语调抑扬顿挫，是北京广播学院的苗子。学习好的男生有朱树政、张维强和王景林等。张广勤、王爱国虽然聪明，但心不往学习上用。中学二年级时，张力军被省体校调去打篮球，后来进了国队，还担任了队长。同届学生中，还有长影电影演员迟志强，可惜后来犯了错误。

　　我的数学、语文成绩比较好，但不踏实，爱耍小聪明，上课爱接老师话茬。这个毛病有点像大作家莫言，因屡教不改，在教过我的三位语文老师中，有两位老师讨厌我。一次滕焕宇老师讲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问直答地问大家“‘瘁’ 是什么病呢？”没等他答，我抢答到“要死的病”，引来同学一阵哄堂大笑。藤老师真的生气了，气急败坏地说：“你讲！我不讲了！”数学老师孙兴华信任我，让我批过一次试卷，使我受宠若惊。那次，我坐在他办公桌前，按他说的判卷标准批卷子，令全班同学刮目相看。我批卷时，一帮女生扒着教研室门缝往里看。我心情忐忑不安，握红色蘸水钢笔的手不停地颤抖。最后，我又把自己的试卷交给孙老师批，他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批给我80分。

　　当时，老师家多数住在烟厂一带，冬季天冷路滑，他们为了辅导我们学习，经常工作到很晚才下班。语文老师滕焕宇是江苏南京人，朗读课文时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今难忘；数学老师孙兴华，才思敏捷，目光犀利，学生微妙的心理活动无法逃过他的眼睛；地理老师郑培厚虽有点口吃，但知识渊博，讲课时妙语连珠，还爱打手势；英语老师刘达宁巾帼不让须眉，能讲一口纯正的伦敦语，她要求课堂纪律严格，经常把违反课堂纪律的男生“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