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我从贵州安顺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打鼓小学教书。

　　那时，虽然很失落没能进入部队，但对当老师也不排斥。我想，既然上了讲台，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次年，我带的毕业班，取得BB电子 BB电子的游戏了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地热爱上了教育事业，却也从未减弱对军营的向往。

　　1990年10月，在看着课本上关于军队的文字和图片，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那天，我偷偷地去了人武部报名，参加体检。当入伍通知书送到家时，家人们都埋怨我，说我傻，放着“铁饭碗”不端。

　　我很幸运，我这个“新兵蛋子”，竟然有机会来到老山脚下八里河东山，曾被授予“钢七连”荣誉称号的英雄连队服役。

　　我的个子不高，体质不佳，参加新兵摸底时，单杠能做一个，双杠一个都不行，5公里越野仅跑一半就累趴下。

　　不过，我晓得，练兵场是战士的第一考场，要想在军营“站住脚”，必须要在练兵场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经过持之以恒地刻苦训练。当新兵集训结束考试时，我竟然拿到了585分的好成绩，位列第一。

　　1991年，我作为本连唯一新兵代表，参加了团里组织的军事比武。在各项测试中，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给连队争了光。

　　我所在的七连，为附近少数民族村寨办了所战地小学，距离中越边境，只有200多米。

　　尽管先后被炮弹炸烂了6顶帐篷，搬了6次家，但朗朗读书声，仍然伴着隆隆枪炮声在山间回荡。

　　连队在研究老师人选时，我由于各方面表现出色，加之有教学的经验，自然成了首选对象。

　　我之前想的是，以我的能BB电子 BB电子的游戏力，以后考军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接手“帐篷小学”，势必会影响未来的军官之路。

　　我想了很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一条，我当兵的初衷是什么？次日，我主动找连队党支部，递交了保证书。

　　接手“帐篷小学”后，总共只有21个学生。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沐浴文明的阳光。

　　为了减轻家长们的负担，我最大程度地减免学杂费，还经常拿出津贴来购买教学用品，为贫苦学生交学费、添文具等。

　　1999年1月，我获得了“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奖金1000元一分不留地都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8年多，我先后花了近2000元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始终没让一名学生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

　　多年以来，我在老山这片土地上，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帐篷小学”慢慢地红火起来，我既当校长，又当任课老师。

　　我记得，我一直在忙，忙得没休过一个完整的探亲假。甚至回家结婚，也是3天匆匆搞定。

　　为了提高授课能力，我自费买了大量的教学材料、书籍，还经常给家乡当老师的同学写信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临近老兵退伍时，家里人总盼着我能回去团聚。可每一次，我都让他们的心愿落了空。

　　几个村长联名写信给部队领导，并召集村民在信上按了手印。有位70多岁的杨奶奶，一手牵着刚上一年级的孙子，面对连队领导，泣不成声：“周老师不能走，孩子们不能没有他啊！”

　　由于条件很艰苦，1996年新学期开始时，没有教师愿意来。于是，我就动员远在贵州平坝县教书的妻子，前来助教。

　　1997年4月，妻子早产，当时深更半夜，附近又无医院。情急之下，我照着《妇产科学》一书的程序，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出生后，我给他取名“周篷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所当年在炮火中，建起来的“帐篷小学”，入学、升学率逐年增高。

　　后来，“帐篷小学”实现华丽转身，各种设备一应俱全，不少县里的教师都慕名前来。

　　面对这些成绩，我清楚地知晓，绝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待工作一定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终于，我的军官梦也变成了现实。由于成绩突出，我被选送到军区预提干部集训队学习。

　　当有记者采访问我，你当上军官后，是想在科技大练兵中一展身手呢？还是打算回到“帐篷小学”继续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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