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新西班牙”（今墨西哥）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建立起了早期交往。中国的丝绸、瓷器、家具等器物，经由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马尼拉，被转运到新西班牙。独具风情的东方器物在新西班牙成为奢侈品，受到殖民地社会上层的青睐和追捧。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股以拥有丝绸、瓷器、东方家具和装饰品为身份标志的“中国器物热”。

　　1573年7月1日，两艘满载中国货物的大帆船扬帆起航，离开菲律宾马尼拉，前往墨西哥沿海的阿卡布尔科，由此拉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序幕。初期，西班牙王室没有介入和干预大帆船贸易。但从1593年起，西班牙颁布一系列法令，除了对与中国的贸易做出种种规定之外，还从航行次数、载重量、价值额、关税数额等方面，对大帆船贸易进行限制。每年从马尼拉开往墨西哥的大帆船数额为1—4艘，通常为2艘，每艘载重一般为300—1000吨，有的甚至高达2000吨。

　　受运力限制、利润吸引和市场需求的影响，马尼拉大帆船运载到墨西哥的货物主要包括丝绸、瓷器、家具，例如屏风、托盘、衣箱、写字台、上釉文件柜等。此外，还包括扇贝、玳瑁、象牙制品等装饰品，以及朱砂纸、扇子、遮阳扇、拐杖等小物件。大帆船虽然也运载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货物，但主要以中国物品为主。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指出，福建商船运到马尼拉的丝绸和瓷器，奠定了大帆船贸易的真正基础。中国一直是大帆船所载货物的主要来源。对新西班牙人而言，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交换，大量墨西哥白银甚至秘鲁白银被运回中国。据估计，在新西班牙开采的白银中，20%被用于收购亚洲商品。在整个大帆船贸易期间，流入中国的拉美白银高达1亿比索。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持续240余年（1573—1815）。1810年，墨西哥爆发独立战争，开启了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漫长历程（1810—1821）。1813年10月，西班牙国王正式宣布废止马尼拉大帆船贸易。1815年，“麦哲伦号”从墨西哥驶回马尼拉，标志着大帆船贸易结束。

　　中国丝绸是马尼拉大帆船运载的大宗货物。据估算，每艘大帆船运载的丝织品通常有10万匹，甚至多达40万匹，价值一般在200万—400万比索。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据西班牙学者何塞·路易斯·加西-托马斯研究，1600—1640年，中国丝绸在新西班牙从亚洲进口的所有纺织品中占到了99%，其中包括39%的生丝、59%的丝织品和1%的成品服装。

　　反映17世纪墨西哥真实面貌的诗作和游记，都曾经提到中国丝绸。1604年，墨西哥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布尔纳出版诗集《墨西哥的伟大》，在提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奢侈品时，他特别提到了“来自伟大中国的色彩斑斓的丝绸”。1625—1637年，英国多明我会士托马斯·盖奇游历了新西班牙和危地马拉，他在《新世界游记》中写道，“男男女女的服饰极为夸张，更多地使用丝绸而不是布料”。

　　中国丝绸及其制品在墨西哥精英群体的穿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1580—1630年墨西哥城128份遗嘱财产清单的研究，何塞·路易斯·加西-托马斯发现，中国生丝和丝织品在财产清单中相当醒目，39.8%的清单提到了至少一件中国丝绸制作的服装，平均每份清单有4.3件中国丝绸制成的服装。在财产清单中，还会特别提及“来自中国”的丝绸。中国丝绸在新西班牙被广泛用于制作奢侈品。墨西哥城最富有家庭的服装和床上用品，大都由新西班牙作坊的裁缝和织布工用中国生丝制成。当时，墨西哥城社会上层流行的西班牙传统经典服装，同样是用中国丝绸织成的。

　　中国丝绸甚至对新西班牙社会上层的服装品位和时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16—17世纪的欧洲，黑暗的颜色不仅在绘画等艺术中占主导地位，在服装上亦如此。深受欧洲影响的新西班牙精英群体的服装也以黑色、棕色、灰色等深颜色为主，鲜艳颜色的服装只在特殊场合和宴会上使用。中国丝绸往往色彩鲜艳，包括蓝、绿、红、黄等颜色。对中国丝绸服装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深色在墨西哥精英群体的服装中占主导的局面。中国丝绸的装饰图案也对墨西哥上层社会的服装产生了影响。新西班牙的上层社会钟爱的锦缎和天鹅绒等面料上常见的中国刺绣图案是花卉，例如莲花和菊花。西班牙语“primavera”（春天）一词，曾被用来指代墨西哥的中国丝绸服装上的一种花卉装饰。

　　在墨西哥上层社会中，天主教传教士在接受和使用中国丝绸方面尤为突出。他们常用丝绸缝制法衣、制作教堂饰物，以便为宗教仪式增添光彩和效果。中国丝绸制品也被墨西哥精英群体大量用于室内装饰。中国丝绸桌布、壁挂和窗帘被用来装饰客厅以彰显品位，中国丝绸制成的檐篷、靠垫、枕头则占据了卧室的重要空间。

　　中国丝绸的奢侈品身份还体现在，即便使用过的旧丝绸服装仍独具价值。墨西哥科利马市一份1625年的历史文献表明，已经穿了很长时间并损坏了的二手丝绸服装，在公开拍卖中仍BB电子 BB平台被当地居民竞相购买。

　　瓷器是大帆船贸易中仅次于丝绸的东方物品，被认为塑造了新世界的身份。中国瓷器，如花瓷瓶、餐具、茶具、餐盘、杯子和罐子等，成为新西班牙富裕居民的主要收藏品。在新西班牙，瓷器很少被用作餐具或食物容器，更多是作为观赏的艺术珍品，代表着奢侈和优雅，成为衡量财富和文化修养的标志。中国瓷器的炫耀性消费成为墨西哥人的一种消遣。许多人把中国瓷器当作装饰品，摆放在客厅、餐厅或其他房间的展示橱窗、玻璃柜台或家具上。他们还在公共场合炫耀性地展示瓷器，以便彰显身份、地位和品位。中国瓷片也被直接当作建筑装饰物，曾被用来装饰18世纪建造的“里斯科之家”（Casa del RBB电子 BB平台isco，位于墨西哥城以南的圣安赫尔小镇）。

　　中国瓷器在新西班牙的奢侈品地位、优雅象征和特殊价值，还可以从新西班牙的遗嘱财产清单、嫁妆信、法庭公证文件中得到印证。何塞·路易斯·加西-托马斯对墨西哥城遗嘱财产清单的研究显示，近24.2%的财产清单中包括瓷器，平均每份财产清单中有13件瓷器。由此可见，瓷器在新西班牙是重要的传家宝。瓷器还被用作嫁妆，例如，科利马州居民马丁·德·塞古拉在1614年的一封嫁妆信中提到了“1件来自中国的大瓷器”。

　　在新西班牙，不仅流行镀金和镀银的瓷器，而且中国青花瓷在新西班牙精英的庄园和天主教圣所也备受珍视。从墨西哥现有的博物馆收藏和考古发掘来看，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早期，马尼拉大帆船运输到新西班牙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另有产自福建漳州、广东等地的陶瓷。瓷器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十分精细，有的较为粗糙。在墨西哥发现的中国瓷器，其生产年代从明代万历年间持续到清代乾隆年间。1976—1981年，在墨西哥城圣杰罗姆尼摩修道院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东方瓷器约123千克，其中近56%是万历瓷器，20%瓷器的烧制时间为明清之交，15%是康熙年间烧制的瓷器。

　　墨西哥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瓷器不仅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而且普埃布拉等城市甚至农村地区也有大量瓷片被发现。在殖民地时期，城市的富人们将中国陶瓷作为奢侈品，在农村地区瓷器同样备受推崇，因为富裕的牧场主、农场主等也需要利用物质文化来彰显其权力和地位。考古发掘还显示，新西班牙的宗教场所是使用中国瓷器较多的地方。在普埃布拉、瓦哈卡、伊达尔戈州等地的教堂和修道院中，挖掘出大量中国瓷器碎片。这表明，新西班牙的宗教群体更容易获得瓷器，而且也有足够财力购买。

　　来自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漆器家具，也受到新西班牙上层社会的喜爱和追捧。亚洲家具成为墨西哥上层社会的客厅和卧室中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大多数墨西哥精英家庭中的豪华桌椅来自中国，部分衣柜和折叠屏风来自日本。在墨西哥城遗嘱财产清单中，列出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箱子、盒子、折叠屏风等物品。

　　在大帆船贸易中，折叠屏风是一种常见但规模较小的商品。折叠屏风曾被日本幕府将军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新西班牙总督，并被墨西哥官府收藏，因而成为新西班牙富裕家庭争相获取的东方物品。与菲律宾开展贸易的新西班牙官员和商人，通常能够依靠自身特权地位，优先获得屏风，并在其新西班牙的家中炫耀这些宝贵的东方家具。与中国丝绸、瓷器一样，破旧或未完工的折叠屏风也能在拍卖中以高价售出。折叠屏风的风靡使墨西哥工匠开始仿制，催生出本土的屏风制作行业。因此，墨西哥学者用“仿中国语言”（achinado）或“中国风格”（la moda China）来形容墨西哥本土制作的折叠屏风。

　　墨西哥的上层社会还拥有亚洲制造的写字台，中国和日本的写字台在墨西哥富裕阶层中颇具影响力。17世纪早期，阅读、写作和计算成为墨西哥城商人、牧师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日常工作和活动，写字台因此成为必需品。8.6%的墨西哥城遗嘱财产清单中，至少有一张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写字台，平均每份财产清单中有5张来自亚洲的写字台。

　　扇子是新西班牙上层女性渴望获得的另一种亚洲进口产品。16世纪中后期，扇子被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引入欧洲，并迅速在宫廷中流行开来，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女性配饰。在新西班牙，扇子也受到上流社会女性的喜爱，在名人聚会和会谈中具有社交功能。10.9%的墨西哥城遗嘱财产清单中，曾提及亚洲扇子。另一种展示新西班牙上层女性奢华之风的物品是中国遮阳伞。因而，扇子和遮阳伞也成为墨西哥工匠在本地广泛复制和销售的物品。

　　在西班牙对墨西哥殖民统治时期，墨西哥上层社会不仅是东方器物的最早消费者，他们还将这种物质文化向宗主国西班牙和其他西属美洲殖民地推广。新西班牙还驻扎着一个分销和转运东方器物的经销商网络，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器物从这里分销至西班牙、秘鲁、危地马拉、古巴等地，对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起到了推动作用。